2018 Shanghai (International) Overseas Education Exhibition

2018年12月15-17日

 

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(龙阳路2345

2018上海(国际)海外教育留学展览会

中国的国际教育,是个国际玩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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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国际教育,是个国际玩笑


2016 年我回国,最让我惊讶的事情之一,就是全国上下对所谓的“国际教育”和“双语教育”的狂热。不管什么培训班、营地,加个双语,价格就可以涨个 50%。很多经验有限的年轻老外,因为看上去金发碧眼就可以在教育机构里做到很高的职位,而且自然也会吸引到很多顾客。我也看不懂“国际教育”这个大市场,有各种论坛、大会、专家,有垂直媒体、深入市场调研报告,有各种中介和“价值链”上的生意模式,后面还有各种投资机构和投资人,好不热闹。


我看了这么多国家,只有中国有这么一个奇葩的“大市场”(其实也不完全对,其它亚非拉欠发达国家也有,但没这么高级)。有意思的是,中国这个独特的巨大需求,在北美英国和澳洲这些英语国家,也催生出了一个接待此大需求的“大行业”,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海外的同胞(当然一般会拉上一些撑门面的老外)。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能深入理解这个需求,也能花式满足这些需求。


大家如果夏天去美国英国牛津剑桥看看,会感觉根本没有出国,摩肩接踵的都是同胞,中国人大概贡献了这些夏校(开放暑假让中国学生上课的国外学校)至少 50% 左右的收入,有意思吧?


表面上看,国际教育是送孩子出国的教育,学英语当然有用。但如果深入探究,你就会发现这热闹表面下的深刻悲凉。


在话悲凉之前,我有几个声明。


第一,我不是反对学英语和留学。过去 18 年,我有一半时间在美国学习、工作和生活,受益良多。我当然更不是反对外国人,美国有大量值得尊敬的思考者、学者和实践者,我也有很多美国同事、老师和朋友。我更不是反对开放和交流,相反,我是其中的积极倡导者。


第二,我不是反对中国的国际学校。我觉得国际学校,特别是真正优质的国际学校,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的教育理念和做法。好的教育,一定是多元的,这些国际学校提供了这样一个窗口和多元性,是非常有意义的。


第三,我也不是反对把孩子送去接受“国际教育”的家长,包括为了孩子教育把自己变成“假外国人”的家长。因为对于单个家庭来讲,不管个人事业有多成功,大家都是几乎没有能力和教育大体系以及环境抗衡的,所以如果不想走“主流”应试教育的道路,就只有想办法走“其它道路”。国际学校和国际教育,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大环境,成为了一个大市场。如果要从根本上“解决”,不是取缔国际学校,或者把国际学校变成另一类“公立学校”。而是把我们自己的教育真正地做好,让我们自己的人民满意,让大家愿意选择把孩子留在国内受教育。

 

那为什么说悲凉?因为我们离这个“好”,还很远。


一、对中国孩子最好的教育,应该在哪里?


在很多教育论坛我都问过有多少人打算送自己孩子出国,在场举手人数都是超过 50%。我接触过很多社会精英和优秀的人,有大学教授、学者、医院院长、科技公司创始人、投资人,几乎 100% 孩子不是已经在国外,就是准备送出去。而且我们体制内的很多教育专家,包括高考改革的专家、大学老师、教务长,孩子也都在国外。知识精英里,似乎有一个共识,就是最好的教育在国外

 

数据来源: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


我讲这个不是批判,也不涉及意识形态。回到我上面的声明二:个人再有能力,在教育上也是无力和体系抗衡的,只能选择用脚投票。


只是如果退一步看,我们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,但我们的社会精英普遍认为最好的教育是在和我们语言、文化、价值体系都不相同的国家。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。假想类比一下,你能想象英国的社会精英(大学教授,医生,科学家,创业者)认为对他们的孩子最好的教育,是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吗?


中华的文化,只有我们自己能教育、传承,所以对中国孩子最好的教育应该在中国。这看似是个非常浅显的道理,但现实离这还很远。


二、我们送出去的孩子,怎么样了?


也许“最好的教育”这个愿景还远,那讲讲现实。对美国来讲,中国是第一大留学生生源国,我们每年有三十多万学生去美国(这里对比一下,每年美国来中国的留学生,大概一万五千人,是我们的 5%)


数据来源:Forbes Statista


这里的大部分学生,是中国家长付全额学费出去的,对美国贡献了大量的 GDP(每年 420 亿美金),而且这里还没有算一个更大的数字,就是孩子小,夫人带孩子在美国居住陪读的花费。


这在中国的海归家庭,或者中国企业家家庭里是非常普遍的,都有专门的词叫做“月父”和“季父”,就是爸爸一个月飞一趟美国,或者一个季度飞一趟美国去看一下孩子。为了孩子教育付出家庭异地的代价,这在中国的科技创业者里是很普遍的。而孩子在这样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,也是另一种代价。同样,我完全没有批判这些家庭选择的意思,对每一个家庭这都是不得已的,是在可选的不完美方案中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而已。


那我们中国人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,咱们送出去的孩子,怎么样了呢?答案是,不怎么样,至少和我们的投入相比,不值。

 

且不说中国富二代在美国挥霍父母的财富,就算是靠自己努力去了名校的孩子,情况也不容乐观。我和一位在美国的心理医生聊过,提到在藤校里,华裔孩子抑郁的比例高达 40%。最近清华附中原副校长辛颖有一个分享,在耶鲁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完成学业的中国学生有将近 1/3。我们只看到各个高中和留学辅导机构宣传有多少孩子去名校,但是送出去后出问题的孩子,大家要么不知道问题,如果知道,也因社会压力和其它各种原因而噤若寒蝉。最后其中的苦,只有孩子自己和父母知道。


三、那毕业以后呢?


我们自嗨的国际教育,又是强调国际视野,又是强调领导力,那结果呢?恕我直言,无非是向国外输送了一些合格的打工者而已。

 

北美是麦肯锡最大的市场,2015 年我从 Palo Alto 办公室离职加入盖茨基金会的时候,北美有 600 多个合伙人,但其中和我一样在大陆接受本科教育的只有两个人。而我只算半个,因为我是在北京选上合伙人又转去美国的。后来我和她都离开了,那一段时间,中国人的数量就到了刺眼的零。

 

你可能会说,中国是发展中国家,我们没有欧美人有实力,英语不是母语。但是北美的中国人肯定也熟悉印度的例子。同是“发展中国家”,同样母语不是英语(认为印度人母语是英语,是一个很大的误解),同样是大部分在本国接受完本科教育以后赴美的印度人,他们什么情况呢?


我在麦肯锡的同时期,印度裔的合伙人有 15%,就是近 100 人。 其中很多是资深合伙人(Senior Partner 是合伙人做到六年以上再选拔出来的),包括若干个重要行业的大头和和区域办公室的负责人(从医药、科技,到政府服务—以美国政府为客户),更不用说曾经做了麦肯锡三届(9年)的全球总裁也是印度人,而且本科是在印度理工学院毕业再到美国的印度人。但是真是感觉 Rajesh、Sandeep、Shantanu(印度人常用名)们无处不在啊!

 

麦肯锡之外是同样的大图景。CEO 和一把手是在印度出生,在印度接受基础教育直至本科教育的印度人,遍地是例子,下面这一张图,仅仅是一部分。



科技公司里:谷歌的 Sundar Pichai,微软的 Satya Nadella,Adobe 的 Shantanu Narayen,Global Foundries 的 Sanjay Jha (之前做过摩托罗拉 Mobility 和 Qualcomm 的 CEO),Softbank 的 Nikesh Arora,Cisco 的 CTO Padmasree Warrior(印度女性,之前她是 Motorola 的CTO),Sun Microsystems 的联合创始人,Vinod Khosla 是著名的硅谷大佬,也是印度本科毕业后到美国来的。

 

消费品行业百事可乐的主席——印度女性 Indra Nooyi 掌舵多年了;金融行业里,Mastercard 的CEO Ajay Banga,花旗银行的前 CEO Vikram Pandit;还有 Berkshire Hathaway Insurance 的 CEO,Ajit Jain。

 

在主流商学院和大学的院长里,也遍地是印度人的影子。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院长,从 2010 年起,就是印度裔的 Rakesh Khurana,同年,印度裔的 Nitin Nohria 成为哈佛商学院的院长。也是同年,时任斯坦福商学院教授的 Sunil Kumar 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 Booth 商学院的院长,2011年 Dipak Jain 成为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院长,他之前是西北大学的凯洛格管理学院 8 年的院长。2012 年印度理工(IIT)的毕业生成为康奈尔大学商学院的院长。


在上面所有的细分领域里,可比的中国人的数量,都是零 。


看世界 100 强企业,如果不算中国国企,中国大陆教育背景的 CEO,也是个大写的零。所以你说我们讲国际教育,不是自嗨是什么?

 

世界最大的“国际教育市场”和全军覆没的精英职场之间,到底缺了什么?

 

我写印度人,不是为了挑起我们和他们的矛盾或者竞争,因为你知道吗?我也喜欢印度人!

 

我在 Palo Alto 办公室的两年,和所有合伙人一样,要做咨询师的职业发展和业绩评估。因为 Palo Alto 主要服务于科技企业,所以我们的咨询师里印度人的比例就更高了。我那一年负责评估的有四个印度人。

 

我们做评估的方法,是和他们工作过的每个人聊对 TA 的反馈、长处和需要提高的地方。而且要有实例有证据,还要相互印证,最后我作为合伙人形成一个评估意见和对 TA 下一步职业发展的建议。那时候我聊完了一圈的强烈感受,就是我也喜欢这些印度小朋友。如果我有项目,也希望让他们上我的项目。他们有主观能动性,有想法,分析能力强,情商高,主动为客户考虑,有创造性的想法,还能用客户可以接受的形式提出来,团结客户一起做,这样的员工,哪个领导不喜欢?


所以要问的问题是,我们究竟差在哪里?在美华人经常有几个遮羞布:我们英语不好,印度人会拍马屁和华裔前辈不给力。铁木在文章《三块遮羞布》里写过:


  • 不是我们“英语”不好,而是我们“没见地,没逻辑,没激情,没胆识”;

  • 不是”印度人会拉关系拍马屁”,是他们愿意思考公司的大事,愿意参与讨论贡献力量,而我们上来就把自己定位为“技术工”,拿多少钱做多少事;

  • 不是“华裔前辈不给力”,而是我们自己不注意建构和维护导师和同伴的关系。

 

具备这些,就是“领导力”。领导力的核心,不是技术技巧,是思辨能力,思维方式,团结协作的能力,胆识,勇气,爱。领导力的基础,是个人层面的通透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,印度的教育,教出来了比较通透的人,这个是核心。大家看看谷歌 CEO “劈柴”和微软 CEO 萨蒂亚·纳德拉的历程,都是非常让人敬重和钦佩的。


我第一次去印度的时候,有巨大的优越感,和中国相比真的是脏乱差啊。印度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确有很大的问题,但是印度文化里的多元和对精神世界的追求是普适的 。所以乔布斯才去印度进行对内心的探究。


而我们呢,自己的文化就没学好,根基不深厚,又加上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国际体验和英语教育。向外而不是向内看的教育导向,让我们离通透越来越远了。

 

四、最后,什么是国际化?


国际化不是外语好,不是能出国,这些都太表面了。最终,是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和逻辑,讲自己的故事(这是曾国俊老师说的,我非常同意)。这里谈几个更本质的问题:


1. 国际教育到底是教什么?

 

需要学英语,但是又远远不止学英语。


“国际教育”的起源,其实是西方国家的人到欠发达国家甚至殖民地国家,为了在当地为自己的孩子上学办的教育。这当然有价值,让我们看到了西方的教育理念和先进的做法。但是这样的学校本身,不会是适合大量中国孩子的“国际教育”。


论英语,中国已经有世界上最大的英语学习群体了(嗯,3 亿人,比美国人口还多)。但是我们离培养出世界舞台的领导者,还是差得很远。因为国际教育不只是学好英语(当然这很重要),除了语言好,还要有观点,有见解,能了解听众,会讲故事,能形成 “narrative”(可译为“叙事方式”,说实话这个词本身就有深意,以后有机会再写)。在能力上,不仅是要有技术能力,而是要能关注大问题,有领导力,有同理心。如果不关注这些大问题,英语好无非是有了一个打工的能力。


最近清华成立了学生全球胜任力发展指导中心(Center for Global Competence),我有幸被邀请成为顾问委员会成员。中心的一个核心思想,是“本土国际化培养”,我非常认同。 


那到底什么是全球胜任力?中心有下面这样一个模型。分了三个方面,一个是个人层面,包括道德与责任,自觉与自信。一个是人际层面,包括开放与尊重,沟通与协作。最后一个才是认知层面,包括世界文化与全球议题,和语言。核心其实是前两个方面,语言和议题是外壳,没有前两个,那无非是语言花哨,夸夸其谈,是无源之水。



我们当天在清华讨论的问题,就是这三个方面,都是应该在 K12 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培养的。这就是教育的本质,而不仅仅是国际教育需要做的。如果到了大学还没有的话,很多方面其实就很难被影响了。我们希望能让孩子早一点开始这个历程。

 

2. 我们自我认知的偏差

 

一定程度上,所有的限制都是我们内心给自己的限制。一个自己不想当领导的人,不可能某一天“天降大任”让你当领导。我们教育里“实用化”“标签化”的导向,在深层上伤害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进行自我认知的主观能动性。所以如果觉得考虑公司战略是“分外的事”,觉得和人谈话是“浪费时间”,觉得替领导想问题是“拍马屁”,可以看看我在《一诺:为什么每个女性, 都应该当领导》里说的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思考。


有了这样的自我认知,我们就应该转换思路,不仅是我能够在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,还要给外国朋友讲好我们自己。其实论全球胜任力,美国主流教育里也非常缺失,特别是对中国的理解。但人家是世界第一,所以暂时有资本不学习(但这也终将是个大问题,美国的精英已经意识到了)我这些年写的 Get Smart on China 是在工作层面给外国同事讲懂中国,讲了三年了,可以说还是有作用。


今年,基金会最高领导层被我拉到了北京,在中国开会,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,能够进一步推进基金会各方面业务和中国的合作。同样是今年,我们也在加州硅谷开了一所分校,我们长远的目标,就是希望在好的全人教育的基础上,能推进在美国学生对中国的理解,和用好的方法学好中文(现在美国的中文教育整体太差,无力吐槽)



3. 国际教育不是“高大上”,反而是关注边缘 


我们一提到“国际”,就想到是西装革履,镁光灯,高大上。但这都是表面文章。真正的“国际化”,反而是关注边缘问题,边缘群体。 


最近有老师在上海参加日本佐藤学老师的学习共同体的培训,我非常感动。里面提到,我们中国的课堂,老师大都喜欢举手最快的学生,但是好的老师,要关注到班里每一个学生,特别是“后进”的学生。因为学习是每一个学生的权利。如何关注呢?不是对所谓的后进生耳提面命,用佐藤学老师的话讲,是“漫不经心的关心”,用温暖的眼神不断让孩子知道,老师在乎你。这“漫不经心”里面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,对孩子的尊重,怎不让人动容。


除了边缘的“人”,还有边缘的议题。牛津的罗德奖学金,是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奖学金,它核心的一个价值观,是“Fight the world's fight”,罗德毕业生最大的去向,是新闻界,做“吃力不讨好”的无冕之王。这种关注,其实和我们儒家思想里的担当和理想主义情怀是一致的。这才是真正的“国际教育”应该有的底色。


昨天,世界教育创新峰会 WISE 的 2018 世界教育创新奖公布,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持山村幼儿园的“一村一园计划”成为该奖创办以来第一个获奖的中国项目。实至名归。在中国贫困山区的一个个幼儿园,就是最“国际化”的项目。


最后,在中国国际教育的狂热里,我办学校是有点唐吉诃德的行为。我不是没有能力让自己孩子出国,甚至上名校,我要是想挣钱,搞英语培训,出国指导,“容易”的路子有很多。但我们在这里生这里长,见了世界,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,不只是给孩子谋个出路,总觉得应该多做点什么。虽然困难重重,但希望终究有一天,我们的后辈们能说,他们在中国接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


2018年9月6日 15: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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